漢初經學，一無可取，像董仲舒、公孫弘輩，在當時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論！西漢一代，對於哲理有精深研究的，隻有揚雄一人。韓退之把荀、揚並稱，推尊他已達極點。實在揚雄的學說，和荀、孟相差已多；秦漢以後的儒家，原沒有及荀、孟的。不過揚雄在當時自有相當的地位和價值。西漢學者迷信極重，揚雄能夠不染積習，已是高人一著。他的《法言》，全仿《論語》，連句調都有些模擬，但終究不及《荀子》。宋人說，“荀子才高，揚子才短”，可稱定評。
東漢學者迷信漸除，而哲理方麵的發現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時漸出，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可稱為卓異的著述。王符專講政治，和哲理無關。王充（也有歸入雜家的）在《論衡》中幾於無迷不破，《龍虛》《雷虛》《福虛》等篇，真是獨具隻眼。他的思想，銳敏已極，但未免過分，《問孔》《刺孟》等篇，有些過當之處。他又因才高不遇，命運一端，總看不破，也是遺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揚雄之上，揚雄新見解也出王充之上，這兩人在兩漢是前後輝映的。
漢人通經致用，最為曹操所不歡喜；他用移風易俗的方法，把學者都趕到吟詠一途，因此三國的詩歌，很有聲色。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處。
魏晉兩朝，變亂很多，大家都感著痛苦，厭世主義因此產生。當時儒家迂腐為人所厭，魏文帝輩又歡喜援引堯、舜，竟要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賢”便“非堯、舜，薄湯、武”了。七賢中嵇康、阮籍輩的主張和哲學沒有關係，隻何晏、王弼的主張含些哲學。何晏說“聖人無情”，王弼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同於人者五情”，這是兩個重要的見解。郭象承何晏之說以解《莊子》，他說：“子哭之慟，在孔子也不過人哭亦哭，並非有情的。”據他的見解，聖人竟是木頭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按大乘、小乘是佛教派別名），習“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習“大乘”未達到成佛的地位，依舊有七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