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我經常去看望沃爾恰尼諾夫娜一家人。我習慣坐在她們的露台上。我對自己很不滿，內心很苦悶。一想到自己年歲漸長，人生卻平淡無奇，就感到十分羞愧。我的心情很沉重，就像要把我撕裂一樣。露台上，要麽聽見有人說話，要麽聽見裙子發出的沙沙聲，要麽聽見翻書的聲音，真是聲聲入耳。莉達白天接診病人，分發書本，經常打傘進村，從不戴帽子；晚上談論地方自治會和學校的事情。很快，我就習慣了這一切。這個苗條漂亮的姑娘，櫻桃小嘴、輪廓分明，神態永遠那麽嚴肅。隻要談到嚴肅話題，她總是冷冷地對我說：
“這個您不感興趣。”
她對我沒有什麽好感，因為我是風景畫家，我的作品沒有反映農民的困苦。她認為，我對她獻身的事業漠不關心。記得有一次我經過貝加爾湖畔，看見一個布裏亞特族(2)姑娘，她騎在馬上，穿著藍布襯衣和褲子。我問她能否把她的煙鬥賣給我。她一邊說話，一邊輕蔑地看著我這張歐洲人的臉，還有我的歐式帽子。過一會兒，她就不想繼續說下去了，然後一聲嗬斥，絕塵而去。莉達也是這樣，似乎把我視為異類。當然，她從未表現出對我的不滿，但我能感覺到。我坐在露台上，很是煩惱，自言自語道：“不是醫生卻給農民看病，那不是在欺騙嗎？如果有兩千公頃土地，做慈善還有困難嗎？”
她的妹妹米修斯倒是無憂無慮，和我一樣，過得很自在。早上起床後，她立即拿起一本書走到露台上，躺在圈椅裏讀起來，兩隻腳幾乎不落地。有時她帶著書躲進椴樹林蔭道，或者走進田野。她整天都在聚精會神地看書。看著她眼睛疲倦、一臉茫然、極度蒼白的樣子，你能想象持續閱讀，大腦有多麽疲勞。
每次我到她家，她看見我就會臉紅，於是放下書，兩隻大眼睛看著我的臉，急著給我講新聞：下房煙囪起火了，雇工在池塘裏捉到了一條大魚。平時，她總是穿著淺色上衣和深藍裙子。我們一起散步，摘櫻桃做果醬，或者劃船。她跳起來摘櫻桃，在船裏劃槳時，透過袖口，就能看見她那瘦弱的胳膊。有時我寫生，她會站在旁邊，歡呼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