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在《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中對這種深思熟慮的能力以及這種能力所帶來的人類和動物選擇間的區別做更詳細的解釋。人類所具有的這種深思熟慮的能力是使人比動物更加不幸的許多原因之一。
一般說來，我們最大的痛苦不在當下的知覺表象或直接感覺中，而是在抽象觀念的理性中，在痛苦的思想中，動物則完全不受這種思想的支配，動物隻活在當下，隻活在令人羨慕的無憂無慮之中。使笛卡兒和斯賓諾莎把意誌的決心與肯定及否定能力看成一個東西的原因，似乎是我們所謂人類深思熟慮的能力對抽象的思想功能的依賴，因而也依賴判斷和推論能力的那種說法。基於這種說法，笛卡兒產生一種看法：意誌是自由的，是罪惡的原因，也是一切理論上錯誤的原因。另一方麵，斯賓諾莎則認為，意誌必然取決於動機，就像判斷取決於理由一樣。從某種意義上看，後一種說法才正確，不過，卻好像是從假前提得出的真結論。
我們在動物和人類各自受動機影響的方式方麵所做的區別，對兩者的本質有很大的影響，並且與兩者生存方式的不同有極大的關係。雖然在一切情形下，知覺觀念都是決定動物的動機，然而人類卻想徹底排除這種動機刺激，並想完全以抽象觀念來決定自己。他盡量運用自己理性的特權。他不受當下環境的影響，既不選擇目前的快樂或痛苦，也不避免目前的快樂或痛苦，隻考慮兩者的結果。
在大多數情形下，除了不重要的行動以外，我們都是取決於抽象的思想動機，而非取決於當下的印象。所以，短暫的困乏對我們來說是比較輕易的，而自製則相當艱難；因為前者隻涉及短暫的現在，而後者則涉及未來，而且其中還包括無數艱辛。我們痛苦或快樂的原因大部分不在於實際的現在，而隻在於抽象的思想中，無法忍受的往往就是這些讓人備受折磨的東西；因為當它們出現時，即使自己肉體上的痛苦也感覺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