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一所醫科大學就讀後，我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在那裏，我讀到許多醫科著作。書中講到，人是一台機器，且受到機械法則的控製，一旦機器停下來，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在醫院裏，我看到人們死去，深感驚恐的同時，我相信了書本上講述的道理。我自以為是地相信，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為了生存需要構想出宗教和上帝的觀念，這些觀念在過去——或許現在也是——表現成某種有利於種族生存的價值觀，我們隻能在曆史層麵予以解釋，並不能視其為真實的存在。雖然我自視為不可知論者，但在內心深處，我認為理智的人必須拒絕上帝這種假設。
然而，如果根本不存在那個將我投進永恒之火的上帝，也根本不存在被永恒之火吞噬的靈魂，如果我僅僅是被生存競爭推動的機械力量的玩物，人們反複教導給我的善，意義到底在哪裏？於是，我開始閱讀倫理學。在潛心讀完一部部令人生畏的巨著後，我得出結論：人生的目的隻是為了尋求自身的快樂，並不為別的，那些舍己為人的行為也隻是為滿足人們的一種幻想——實現自己所尋求的、做一名慷慨者的快樂。既然未來是不確定的，及時行樂理當是一種常識。在我看來，是與非不過是兩個詞語，行為準則隻是人們為了保護各自的利益而約定的一種習俗。追求自由的人並不一定要遵循那些準則，除非他認為它們對他並無妨礙。在那個流行格言的年代，我把自己的信念也編成了一句用以自勉的格言：“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隻是別讓警察盯上。”到24歲時，我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學體係。它有兩條基礎的原理：物的相對性和人的圓周率。後來我才意識到，物的相對性並不是什麽新發現。人的圓周率倒可能是深刻的，但我現在絞盡腦汁，也想不起它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