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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紀，聖保羅寫信給哥林多的教會，征引《舊約》經文說：“我要毀掉智慧人的智慧，廢掉聰明人的聰明。”（《新約·哥林多前書》1：19）
這裏的“我”就是上帝。聖保羅的引語出自《舊約·以賽亞書》：“主說：‘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們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滅，聰明人的聰明必然隱藏。’”（《賽》29：13-14）
人的心機越重，知識愈豐，也就會離神越遠。為了更接近神，自然有必要減損心機和知識，靠愚拙得救贖。因為愚拙是屬神的，“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神的軟弱比人還剛強”。（《林前》1：25）
這真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在我們老莊的哲學裏，有一種“玄而又玄”並不遜色於“奇妙又奇妙的事”，人的心機愈重，智識愈豐，也就會離道愈遠。“智”是屬人的，“愚”是屬道的。在這個問題上，東西方語境的差異僅在於對人格神的承認與否，而兩種近似的反智主義思潮從此在不同的曆史上發揮出各自的影響，直至今日。
霍爾曼斯塔夫寫過幾行著名的詩句：“有些人必須死在沉重的船槳搖動的地方，另一些人安居在甲板的上層，他們知道鳥的飛翔，星的家鄉。”——這些詩句的背後是一個嚴肅的神義論的問題：你是搖槳的人還是安居在甲板上層的呢？上帝是不是至善、至公、至真的呢？
在普通信眾的心裏，這完全不是一個問題，而在神學家那裏卻很難達成一致。
神學話語裏的至善、至公、至真有時隻意味著一種俗諦，一種方便法，是為了便於常人接受而已。這些描述雖然易於理解，但也同樣容易帶來麻煩，比如人們很自然地會問：“那些觸目皆是的至惡、至私、至偽，難道也根源於上帝嗎？”或者，“全能的上帝為什麽沒有預見到人類始祖偷吃禁果呢？”“亞當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前就被上帝賦予了自由意誌嗎？”如果在俗諦裏試圖解釋這些問題，任誰都會感覺到左支右絀，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