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很有才幹，所以很辛苦，但他到底是苦不堪言還是樂在其中，這就不是莊子所能揣度的了。在較近的儒家典範裏，周公就是個“多材多藝”的人（《尚書·金縢》），他如果隨順自然，順應人意，濡弱謙下，也許曆史就是另外一個麵貌了。
舜和周公畢竟都是統治者，而在普通人當中，孔子講仲弓的話正可以作為反例：“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論語·雍也》）耕牛生下了一個出眾的小牛犢，皮毛是紅色的，角是端正的，就算負責祭祀的人不肯用它來做犧牲，山川難道會棄而不用嗎？
但莊子那些話完全和孔子反著，我們看到他那些極度消沉的議論，有理由率先想到他的亂世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莊子》可以說是周代的一部末世哀歌，所謂無用之用，在人生觀的意義上隻是無用於世而有用於己罷了。等時代或人物有些朝氣的時候，觀念自然不同，明初淩雲翰賦詩題畫，有一首“長鬆落落千丈，大廈渠渠萬間。應笑樗材臃腫，等閑空老深山”，對那棵以無用為大用的樗樹就不大看得慣了。
這也難怪，在儒家的觀念裏，藏無用之學是為了等待有用之世。秦始皇焚書的時候，孔子的後人孔鮒私藏了不少儒家典籍，朋友陳餘很擔心他，但孔鮒很淡然：“我搞的隻是無用之學，理解我的就是我的朋友。秦始皇不是我的朋友，我擔心什麽！”孔鮒的話雖然不大容易理解，但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態度還是很令人佩服的，王夫之稱讚他能夠以無用之學的開闊胸懷以遊於亂世，不愧是聖人的門徒。（《讀通鑒論》卷一）就是這位孔鮒，在57歲那年做了陳勝的博士，總算等到了讓無用之學翻身為有用之學的小小機會。（《史記·孔子世家》）
莊子大約不會讚同孔鮒的做法，不過，即使我們僅從亂世全生的角度來想，無用之用就真的管用嗎？支離疏是不是被莊子描述得過於理想化了，以他那副樣子，哪就那麽好找工作？政府的救濟糧能夠不被盤剝地如數落到他的手裏，這哪還是什麽亂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