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莊學之盛行，一方麵僅取清談雅論，誘致娛心悅目的時尚，惟他方麵又助以新來的印度思想，即對佛教之理解。
佛教後漢才傳至中國，不久為楚王英所信奉，至後漢末桓帝時代，便奉祠於朝廷。中國人能真正理解佛教，大約是在魏晉時代開始的。試批閱輯錄後漢至梁的僧徒傳記的慧皎之《高僧傳》；在後漢至魏之間，僅列有從事翻譯佛經的譯經僧傳記，而義解僧則完全沒有。這大概是暗示著在魏末以前，中國人沒有認真理解佛教的。中國人試欲自己進而理解佛教的人，乃魏末朱子行為開端的。
朱子行乃潁川人，少懷高尚理想，脫落塵俗，其後出家，專努力於經典的研究，愛讀後漢竺佛朔所翻譯的《道行般若經》，曾試講說之，惟苦於有文意不解之處，遂於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為尋覓原本而有西域之行。他渡過沙漠入於闐，得胡本九十六章六萬偈，使其弟子弗如檀等十人，送之歸洛陽，其後他死於於闐國，惟該經典於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到洛陽，後經五年移至許昌，後又經五年的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在陳留界倉垣的水南寺，為竺叔蘭所譯出，其次在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又為竺法寂、竺叔蘭再整理，被稱為《放光般若經》的經典即是。所謂《放光般若》，即相當於《大般若第二會》的部分，其別譯有《光讚般若經》。所謂《光讚般若》者，即竺法護將於闐僧祗多羅所帶來之書而翻譯出來的，其原本之入中國，乃《放光》原本輸入後四年的事情，惟其翻譯之完成，乃在《放光》翻譯前五年。新出的《放光般若經》，盛行於京華，流傳於中山，其後太元元年（公元376年），釋道安講此經，得別譯的《光讚般若》，與之對照，著作《般若放光品折疑準》一卷、《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二卷、《般若放光品起盡解》一卷、《光讚折中解》一卷、《光讚抄解》一卷、《道行品集異注》一卷等，努力於般若思想之宣傳。佛教入中國至此為止，凡經三百餘年，此間由於許多翻譯家之努力，已翻譯出無數經典。可是，這等都沒有像般若經典那般引起學者的注意。此等般若部經典為人重視之原因，乃般若的教理和老莊的思想近似，而老莊學之盛行，便幫助了對這種經典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