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十二章中已經說過，兩漢的經學，為後漢末大儒鄭玄所統一了。《周易》《毛詩》《三禮》，鄭玄都作注，惟《春秋》則不注。可是，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服虔，則有《左氏春秋》之注，傳服氏之注，乃得鄭玄的草稿而作成的，故依此可以補足鄭注之缺，因此，綜合鄭氏之《易》《書》《詩》《三禮》之注和服氏的《左氏春秋》，可看作鄭玄的經學。
然而，至魏朝時，王肅每事都反對鄭玄而寫諸經之注釋。王肅的注解，現在皆散佚而不傳，惟茲有一宜注意者，乃《尚書》的孔安國傳。所謂孔安國傳，乃由東晉的梅賾而出世的書，清初的考證家閻若璩則斷定這是梅賾的偽撰。但其後丁晏又舉出這書已存在於梅賾以前的證據，指出其傳意多數與王肅的意見相合，而想定其是王肅的偽撰。然而，丁晏的假定，證據尚不充分。王肅的門人有名孔晁的學者，作《逸周書》之注，此人又有《尚書疑問》三卷的著作，《隋誌》雲，這是王肅、孔晁之共撰，惟《新唐誌》又注雲，這是王肅、孔安國的問答錄。因此可知，孔晁的字，是安國。於此，我想《尚書》孔安國傳便是孔晁傳。如果他是孔晁，則他和王肅的意思相符，亦是當然的，又它存於梅賾以前，也無懷疑之必要。總之，《尚書》的孔安國傳，確係與王肅有因緣之注。
第十四章已略述過，魏王弼作《周易》之注，晉韓康伯補之。降至晉朝，杜預著《左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據《集解》之序雲，杜氏收集劉子駿（名歆）、賈景伯父子（賈徽與賈逵）、許惠卿（名淑）、穎子嚴（名容）諸人之注而作之，沒有說到服虔之事。但據清儒丁晏的《左傳杜解集正》雲，其偷竊服注為己說者甚多，但閱其禮製時，亦發現有孔安國傳《尚書》依照王肅說的形跡。因而，魏晉之際著名的經注有三：第一為《周易》王弼注，乃借老莊思想去改解舊說；其第二的《尚書》孔安國傳與第三的《左傳杜氏集解》，都是依王肅義而改易鄭學的。因為晉武帝之母文明王皇後，是王肅之女，武帝是王肅之外孫，所以，晉一代經學是尊重王肅的，於是遂采用了袒護王肅的《杜氏集解》和孔安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