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出自布衣而平定天下，然雖於幹戈擾攘之時亦到處應招耆儒，講論道德治術，及天下半定，舉行考試製度而以經義為主，是以文教盛行而學者輩出。然當時學者大抵皆奉宋學，尚未能獨具一幟，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敕胡廣等選《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時，不外皆本朱子之注或其後學之注，而加以疏釋，這些專業，雖可說是振興有明一代教學之盛，而為後世儒林指導，然其成果，亦不外本前儒疏釋而加以多少的增廣而已。如《四書大全》乃取自元人倪士毅之輯釋，《春秋大全》則多抄襲元人汪克寬之《左傳纂疏》，《詩經大全》可以說就是增廣元人劉瑾之《詩傳通釋》。（顧炎武《日知錄》十八）由此可知明初儒學多乃繼述朱子之學而並無任何獨創之見。及至英宗時（公元1435—1449年，1457—1464年），吳與弼出，胡居仁、陳獻章、婁諒等皆出自其門下，而婁諒門下，更有王守仁，明代之學可謂為獨具一格者始奠自陳獻章與王守仁。《明史·儒林傳》亦雲：“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所以，我們說到明代的思想家，可舉陳獻章和王守仁做代表。
吳與弼（公元1391—1469年）是陳獻章老師，他字子傅，號康齋，撫州崇仁人，夙奉程朱之學，耕稼之餘，傍及教育。其門人極多，尤著者為胡居仁、婁諒及陳獻章三人，其中胡居仁墨守康齋之學，陳獻章與婁諒則與胡居仁不合而另辟新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