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許多經學家都持有一種社會退化觀。單單從蔑地之盟這個例子來看，退化的過程也是相當顯著的：從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到歃血為盟，再到人質成風。而一種較為現代的主流觀念則與之相反，懷有一種曆史進化觀：無論如何，社會總是向前走的，總會越來越好的，雖然某些時候會有這樣那樣的倒退，但總體而言，畢竟在“曲折上升”。這種想法或許和進化論的流行有關，但不妨想想：從傳說中的堯舜時代到歃血為盟的時代，再到人質成風的時代，到底該算進化還是退化？
顯然，不同的標準會導致不同的答案，韓非子就曾經逆潮流而動，認為“古之天子”不如“今之縣令”，但對一個更多地致力於追求道德生活的人來說，堯舜時代或許更有吸引力。這就給了我們另外一個視角來看待春秋時代所謂的“禮崩樂壞”和進化論所謂的“進化”問題。
詞語經常有一些奇妙的暗示力量，政客與商人往往深諳此道，比如頭等艙之後不是二等艙、三等艙，而是經濟艙，找不到工作不叫失業而叫待業，國企工人回家不是失業而是下崗。“進化”一詞也含有這類暗示效應，它意味著演化過程是進步的、是漸趨美好的，由此而暗示出存在某些“進化規律”和“曆史發展的規律”。
如果可以這樣來理解“進化”這一概念，那麽，伯特蘭·羅素的推論大可以鼓舞我們：“假如進化論的倫理學能夠成立，那麽對於這個進化過程會發生什麽事情，我們大可漠不關心。因為無論它是什麽，都可以由此證明它是最好的。”這番話後來被哈耶克當了靶子，哈耶克說：“我不認為集體選擇的傳統造成的結果肯定是‘好的’——我絲毫不打算主張，在進化過程中長期生存下來的另一些東西，譬如蟑螂，也有道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