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段一事上，《左傳》敘述甚豐，其間還夾雜了兩處議論。一處是直接解經：“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誌。不言出奔，難之也。”這是闡發《春秋》“鄭伯克段於鄢”這短短六個字為什麽要這樣寫，大義何在。另一處是：“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這是引述“君子”對潁考叔的評價。
《左傳》的成書過程一直是爭議很大的，其中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說法就是《左傳》是類似於《國語》或《晏子春秋》一類的曆史書，和《春秋》本來毫無關係。這個意見在古代最大的殺傷力在於：明確否定了《左傳》是解經之作，把《左傳》踢出了經學之林。
這個說法乍看上去有些不合情理。就以克段這節來說，夾敘夾議，明明有兩處都是屬於闡發義理的，而且第一處尤其明確地就是解經的文字。但是，一方麵有人（如鄭樵）說這些內容屬於經之新意，無關褒貶，而更多的質疑者則認為：這些議論都是後人添加的（第一嫌疑人就是西漢的劉歆），目的就在於把本來一部和《晏子春秋》近似的《左氏春秋》改裝成解經著作，把它混入經學陣營裏來。而把這些議論文字拿掉的話，完全不會影響到《左傳》的流暢性，甚至還會使《左傳》的文字比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樣更加流暢。
林黃中曾以“《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與“胡安國說《周禮》是劉歆所作”兩件事請教朱熹，朱答說“《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又舉《左傳·隱公六年》的一處例子，說這“是關上文甚事”。
這方麵批評最細致的是清代的皮錫瑞，他指出：把“書曰：‘鄭伯克段於鄢。’……”這段拿掉，後文是“遂置薑氏於城潁”，一個“遂”字緊承前邊的“大叔出奔共”，一氣相承。可見解經的這段文字是後人很生硬地摻雜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