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在公羊家看來，鄭莊公之“克段”是應該被批判的，但叔段犯上作亂，難道就不該殺嗎？當然該殺，但是殺有殺的規矩，絕對不能像鄭莊公這樣來殺。
中華古國，禮儀之邦，殺弟弟自有殺弟弟的禮儀。鄭莊公可以殺掉叔段，但不能親自來殺，要讓執政大夫來殺——何休搬出禮儀規定，說公族如果犯了罪，相關的政府部門要做審訊，把定案的結果呈報國君，國君看過之後，要說：“算了，饒了他吧。”法官說：“不能饒。”國君接著說：“就饒了他吧。”法官繼續反對……如是者三，法官退了下去，但還是要殺。國君再派人找法官要求赦免人犯，結果這位被派出去的人回來複命說：“怪我腿腳慢，沒趕上，人犯還是被殺了。”國君表現出很難過的樣子，穿上素服，不再聽音樂了，甚至還要為死者去哭一下。
看上去很荒誕，虛情假意，但這確實是禮儀之邦的一大特色。這種種離奇的講究、種種細節，自有其禮製上的特定含義。而似乎時代越是晚近，人們對古老的形式主義就越容易不以為然，清人何若瑤便質疑道：由執政大夫來殺和自己親手來殺，這有什麽不同嗎？用棍子殺人和用刀殺人，有什麽不同嗎？
用棍子殺人還是用刀殺人，這話源出自《孟子》，孟子的原話本來沒什麽問題，但在《公羊傳》這裏，到底用什麽方式來殺人還真是應該被好好區別的。何休的出處是《禮記·文王世子》，其中講述殺人的禮儀，首要標準是內外有別、尊卑有別。公族中有人犯罪，既屬於內，又屬於尊，家醜不可外揚，所以行刑要交給甸人處理。甸人是掌管郊野的官，所以甸人行刑不會是在鬧市上殺一儆百，而是悄悄處理，不使人知。
《禮記》的記載常常受人懷疑，現在這個殺人的禮儀看上去就不大像是真的。明明要殺，國君和法官之間又何必搞那些虛情假意式的你來我往？但是，程式化正是禮儀的一大特色，即便在現代社會，還保有些傳統作派的家庭常常會在逢年過節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情境：有人來送禮了，你一定要推讓，對方堅持要你收下，你再堅持推讓，如是者三四次，禮物終於還是要收下的；或者你到別人家做客，主人要招待你好吃好喝，你要推讓，主人還是堅持，你繼續推讓，主人繼續堅持，如是者三四次，你就留下吃飯了。這種三推四拒、你來我往的程式就是禮儀之一麵，如果我們都生活在這種禮儀傳統之下的話，這種虛情假意式的禮儀的確會大大增強社會生活的潤滑度：每個人在每一種特定場合下都知道應該遵循怎樣的禮儀來行事，也很清楚地知道對方的哪些舉止是程式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不必當真的。事實上，原始部落社會正是這麽運作的，比如我在《春秋大義》當中引述過一個人類學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