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太平盛世驟然冰消瓦解，這也在思想領域裏促成了一場革命。政治要想搞得好，就得有高明的政治思想來做指導，那麽，時政的情形既然不算太好，這是否說明現有的政治思想還不夠完善？啖助、陸淳、趙匡這三位春秋學的大家回顧學術曆史，覺得“三傳”以及專研“三傳”的前輩名家們把路線走錯了——《春秋》不應該僅僅被追溯到周公製禮，其意義更不僅僅是黜周王魯或者褒貶勸誡，前代學者這麽講，雖然也得了一些《春秋》真諦，但流於表麵，未能達到《春秋》的真正內核。
那麽，孔子修《春秋》到底有什麽深意？啖助說道：“孔子的深意究竟是什麽，‘三傳’並沒有明文記載，解‘三傳’的學者則各說各話。搞《左傳》的認為《春秋》意在秉承周公之誌，在周德衰落、典禮喪失的情況下，孔子根據魯國史料編纂《春秋》，考其行事，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杜預就是這一派的代表。搞公羊學的則說：孔子作《春秋》是黜周王魯，變姬周之‘文’而從殷商之‘質’。何休就是這一派的代表。而治《穀梁傳》的卻說：平王東遷之後，天下板**，王室衰微，孔子很痛心，於是作《春秋》以褒善貶惡，給天下確定是非標準，使好人安心，使壞人害怕。範寧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三家各執一詞，但是照我看來，他們誰也沒說到要點。這三家既然在宏綱大旨上就走偏了，等而下之的那些解說就更加離題萬裏了。依我看，《春秋》的大旨就是八個字：救時之弊，革禮之薄。”
啖助這個結論的理論根據就是前文講過的夏、商、周三代不同政治特色的流變：夏的特色是忠，忠的弊端是野；殷商上承夏政，政治特色是敬，而敬的弊端是鬼；周人上承殷商，政治特色是文，文的弊端是僿。要想革出僿這個弊端，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夏政之忠。從這三代的政治演變可以看出：所謂文，其實隻是忠的末流，也就是說，忠是本，文是末。國家製定政治綱領，取法於本，其弊為末，如果取法於末，弊病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