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經也是這樣，不過，不論有無對錯，也不論誰對誰錯，新時代總是有些新氣象的。王道、霸道之別，天理、人欲之辨，影響著新一代的學人，解經的詞句裏也要出現符合時代風氣的名詞了。
比如看胡震《周易衍義》解釋上九爻辭，《小象》有“‘弗損，益之’，大得誌也”，胡震分析“大得誌”的這個“誌”究竟是什麽，說“以下之明去上之暗，其誌在於去害而已”，接下來就拿克段一事舉例說明：鄭伯克段，一開始的時候始終隱伏不發，等到叔段發兵襲鄭的時候再一舉除之，議者批評鄭莊公養成叔段之惡，然而成、湯、文、武這些聖君也曾養過桀、紂之惡嗎？並非如此！商湯和周文王都是唯恐夏桀和商紂不夠英明，鄭莊公則是意在使叔段越陷越深，所以，商湯討伐夏桀和武王伐紂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鄭伯克段卻是處心積慮而為之。一是公心，一是私心，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從這個對比當中就可以看出天理和人欲的不同。
胡震以史事闡述《易經》的哲理，把鄭伯克段和武王伐紂來作對照，最後歸納出來的是“天理、人欲之分”，這是理學化的易學，克段一事也被納入了理學框架。親親之道和當國不地都不提了，天理、人欲之辨才是最要緊的。
胡安國的尊卑綱紀和朱熹的天理人欲一同發揮著巨大影響，汪克寬疏通胡傳，撰成《春秋胡傳附錄纂疏》，是元代春秋學最為重頭的作品。後來明成祖欽定“四書五經大全”，盡抄前人之書，其中的《春秋大全》基本上就是把汪克寬這部書照抄過去的。顧炎武對此大為不滿，說明代這些儒臣完成這樣一項重大文化項目，錢沒少花，事卻沒怎麽幹，把前人成書照抄一遍便算交差了事，上誆朝廷，下欺士子，難道骨鯁之臣在建文帝時代結束之後都死光了不成？而在這新一代官學確定之後，一時之間讀書人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就這樣堂而皇之地上下相蒙，隻想從新時代的科舉標準中謀求個人的功名利祿。經學之廢，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