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諸侯之法與王者之義
《春秋》記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進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卻還有一個困惑了人們許久的問題，即《春秋》為什麽要從魯隱公元年開始？
的確，既然是一部編年史的樣式，其起筆和結筆總得有點兒說法才是——對這個問題隻要稍一深究，疑點便立刻出現：如果說《春秋》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那麽，從魯國第一代國君伯禽算到魯隱公，這中間還有好幾代世係，難道全都被抹殺了不成？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伯禽始封、魯國建國，那還是西周初期的事。幾百年下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無論此事是否為真），天下大亂，周平王東遷洛邑，標誌著東周的開始。而魯隱公元年和周平王東遷基本在一個時間段上，所以《春秋》大體是以東周的開始來作為自己的開始的。
這是一個相當合情合理的說法，也是一個經典的解釋，晉代“左氏忠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序言裏大體就持這一說法。杜的意見是：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任國王，魯隱公是甘心讓位給弟弟的賢君，兩人所處之時代相近；況且魯隱公是周公之後，如果周平王能夠開創中興事業，魯隱公也能夠光宗耀祖的話，那麽，西周當年的盛況就複興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後繼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選擇這個時間作為開端，“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孔穎達再作闡發，說《春秋》雖然看上去隻是魯國的國史，是站在魯國這樣一個諸侯國的立場上記事的，講的似乎也僅是“諸侯之法”，但杜預之所以說它“會成王義”，是因為《春秋》所記之事尊卑盡備，故其雖是根據魯國國史成書，卻“足以成王者之義也”，因此可“垂法將來”，使後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從中學習王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