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烏托邦在古代還是在未來，時人應該複古還是應該維新，這兩派都能在同樣的厚典中找到理論依據。這時再看何休的“三世說”，豈不正是“衰亂世一有改革，便會達到升平世；升平世一有改革，便會達到合於大道的太平世”嗎？
何休主講政治理念，而非曆史事實；在時政精神上更多的是提倡維新，而不是或不僅僅是把烏托邦藍圖懸置在渺茫難求的上古時代；他曾受黨錮之禍，閉門著書，以《春秋》為據，評議時政六百餘條；黨禁之後再度參政，又“屢陳忠言”。再來體會王應麟、蘇軾等人的那些評價，在董仲舒與何休的對比上，董也講改革，但原則是改製而不改道，正朔、服色必然要改，但終究還是要“奉天而法古”，對於違反古聖之道的地方，“《春秋》變古則譏之”。而聯係蘇軾等人生活的時代，政治生活正以王安石變法、新舊黨爭為核心，蘇軾屬於舊黨，大體是要奉天法古、變古則譏之的，處於眾矢之的的王安石則是要針對衰亂世，欲創升平世，乃至於改良升平世，欲創太平世，於是經學上的褒貶好惡是在時政背景下完成的，種種對古典文本的愛恨情愁其實都是及身之愛、切膚之痛。
及至清代中後期，公羊學複興，常州學派甚至以公羊義理遍注群經，如《論語》“子張學幹祿”一節，子張問孔子求官之道，孔子教之以言行謹慎之法，朱熹《論語集注》釋之為孔子以此語使子張定心而不為利祿所動，何晏、邢昺的《論語注疏》更是貼近原文而罕有發揮，但到了劉逢祿《論語述何》這裏，便以何休的公羊義理來做闡釋，說這是“所見世”的情況，所以“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必須要慎之又慎。再如劉的同門宋翔鳳的《論語說義》，同樣發揮公羊義理，認為《論語》當中也有微言大義，和《春秋》是一樣的，其評議《論語》也會說《論語》某某“是《春秋》之微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