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隆寺講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聽眾，自然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王守仁的門人弟子，人多則見解各異。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就在王守仁剛剛調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之後，弟子王輿庵、徐成之爭論起朱學和陸學的是非來了。王輿庵尊陸，徐成之尊朱，既然莫衷一是，便請王守仁出麵裁決。
在我們看來，王守仁當然會站在陸九淵的一邊，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設身處地來想，公然支持“異端邪說”，與官方意識形態唱反調，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王守仁之前各種講學論道，其實從不曾直麵過這個問題，他和喬宇的那番對話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而王輿庵、徐成之這一次等於逼著王守仁對朱陸異同做出明確表態，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忽然變成了生死攸關的抉擇。
王守仁以一封長信作答，概而言之：“認為朱學是真理、陸學是謬誤，這是長久以來的天下定論，怎是輕易撼動的？就算徐成之不站在朱學的立場上爭辯，難道王輿庵的見解就能一下子被人接受嗎？”
這怎麽看都像是一種和事佬打太極的態度。多年之後，王守仁檢討自己曾經有過鄉願習氣，這一次折中王輿庵、徐成之的辯論正是鄉願之一例。
辯論當事人當然不會滿意折中的、鄉願腔的答案，尤其是徐成之，他認為老師表麵上雖然含糊其詞、模棱兩可，其實還是偏向王輿庵的。王守仁被逼得緊了，隻好又給徐成之寫了一封長信，用的是語重心長、剖肝瀝膽的口吻，講出自己對朱陸異同的看法。
所謂朱陸異同，正是思想史上聚訟紛紜的話題。簡言之，兩人的不同是所謂“尊德性”與“道問學”的不同。這六個字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