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到鄉約，我們會想到《市民文明守則》之類的東西，但王守仁提出的鄉約絕不僅僅是一種道德呼籲，而是有一套相當具體的規章製度，很有洪武年間的行政風格。簡言之，王守仁推行的《南贛鄉約》是一套以村、族為單位的基層自治體係，每月聚會，表彰好人好事，批評壞人壞事，救人急難，平息糾紛，將屢教不改者扭送入官。 (6)
當然，那時候的好人好事和現在不盡一致，譬如寡婦守貞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項目。王守仁為此親自撰寫有《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克妻曾氏，俱各少年守製，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歎，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為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誌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裏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誌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準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7)
黃氏是民人之妻，曾氏是生員之妻，兩人同樣年輕守寡，遠近知名，王守仁特地給予旌獎，要讓這兩位節婦的光輝事跡為萬民做表率，以收移風易俗之效。顯然在王守仁看來，女子守貞屬於“天理”的一麵，他並不曾想到自己求之於心的“天理”隻不過是社會習俗內化在心中的道德規範罷了。
王守仁應當知道，南宋以前，女子所謂貞潔並不是這般定義的，即便在宣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南宋，寡婦再嫁依然是相當常見的事情，寡婦的財產權、繼承權也受到了很好的保障。
其實明朝才是真正使“貞潔烈女”的標準走向病態化的王朝，這首先得“益”於皇權的公開嘉獎。於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陰陽和合”的怪象：士大夫對於詔獄與廷杖的**威從逃避到接受，再到主動追求，女子對於貞烈也開始有同樣的果敢追求了，一種極端而病態的道德在大明王朝愈演愈烈，似乎病態的政治模式使全社會的人都患上了心理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