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約略同時，王守仁的大弟子徐愛等人整理老師的語錄，仿照《論語》編成了一部《傳習錄》，最終由師弟薛侃出資刊行了，這便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傳習錄》上卷的主體部分。
後人學習陽明心學，基本都是從《傳習錄》入手的，但王守仁原本並不讚成編選語錄，理由大體上是，教育總是因材施教、因地製宜、因時感發的，時過境遷再株守這些教條的話，那就與刻舟求劍無異了。
徐愛的同門也有用老師的這個理由來規勸的，但徐愛自有一番道理，而且擺出了經典中的依據：《論語》有載，孔子對子貢說“我不想說話”，另一段卻記載孔子說“我和顏淵談了一整天”，難道孔子是自相矛盾嗎？當然不是，而是因為子貢太拘泥於老師的言語，孔子這才用沉默來提示他，要他從內心深處多做領悟；顏淵對孔子的教誨完全心領神會，孔子全不介意和他談上多久。王守仁編這部語錄，也希望讀者能夠心領神會，不可當作教條來看。（《傳習錄·序》） (14)
語言一落文字，確實容易變為僵化的教條。事實上王守仁匯編《朱子晚年定論》正犯了這個錯，將朱熹的文字擺脫了當初的語境，當作教條來理解了，不免“死於句下”。
然而吊詭的是，各種思想的傳承，最常見的謬誤非但不是“死於句下”，反而是過於靈活的理解，靈活到麵目全非甚至顛倒黑白的程度。思想史上往往有這樣驚人的呈現，純粹的“原教旨主義者”反而鳳毛麟角。我們就算嫌惡他們的冥頑，至少可以尊重他們那難能可貴的較真精神。
《傳習錄》的編訂，徐愛當居首功，遺憾的是，他卻沒能看到《傳習錄》的刊行。
徐愛病逝的時候年僅三十一歲，果然徐愛之於王守仁正如顏淵之於孔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