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問題常是老問題，這是讀史最能解頤的一麵。
古人探討治亂興亡，常常歸結為“體製問題”，正反雙方唇槍舌劍，激辯兩千年而不歇。封建製和郡縣製究竟孰優孰劣，誰該為長治久安居功，誰該為土崩瓦解負責，各有各的說法。
簡言之，封建製是最傳統的貴族社會，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士大夫，逐級效忠，世官世祿。孔子一心“克己複禮”，要複興的周禮就是這樣的一種封建製度；孔子所哀歎的“禮崩樂壞”，就是西周創設的封建製度的瓦解。秦始皇廢封建而立郡縣，傳統貴族不複存在，聘任而來的郡縣長官取代了世襲的封建領主，雖然逐級負責，但一致向皇帝效忠。
郡縣製是集權程度最高的體製，因而也是管理效率最高的體製，隻要皇帝一聲號令，全國人力物力都能如臂使指地調動起來，在封建製下很難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郡縣製下可以輕而易舉完成。明君可以在郡縣製下大展拳腳，昏君也可以在郡縣製下大發**威。
站在皇帝的角度，郡縣製存在一個很大的風險，那就是一旦皇帝幼小、權臣當道，隻要一場小小的宮廷政變就足以改朝換代，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曆史教訓。封建製雖然穩定性強，但集權程度太低，非但皇帝做起來太不過癮，而且強大的諸侯也有作亂的能力。所以，合理的結構似乎要在郡縣製和封建製之間尋求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點非常難尋，不斷的試錯意味著不斷付出血的代價。
西漢建國，權力結構是皇權、政府、諸侯三大係統互相製衡，劉邦在有生之年積極消除異性諸侯，不使韓信、彭越這些戰神級的人物對劉氏子孫形成威脅，但同姓諸侯依然享有廣闊的封地和高度的自治權，於是在景帝朝爆發了七國之亂。漢武帝汲取教訓，以推恩令誘發諸侯解體，又以各種政策限製諸侯的權力。於是到了西漢末年，用陸機《五等諸侯論》的話說，是“天下曠然，複襲亡秦之軌矣”，意即漢武帝雖然雄才大略，但卻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加強集權雖然能收一時之功，卻敗壞了百年基業，以致王莽篡漢“易如拾芥”。而那時候漢朝宗室諸侯的表現，用曹囧《六代論》的名言，就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