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如何踐履才是一個真正的難題，難點倒不在於一個人要如何“立誌”、如何“知行合一”，而在於就算你有足夠的決心與毅力發奮圖強，但你怎麽分得清哪些是天理、哪些是人欲呢？
譬如前述與薛侃的對話裏，王守仁認為“好好色”“惡惡臭”就是循天理，那麽當我們循著“好好色”的天理去追求異性，追求到何種程度才恰當呢？梁山伯和西門慶，甚至王守仁自己，誰才是“好好色”的模範，其實很難說得清楚。
再如，追名逐利是人情世故之當然，“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種青史留名的欲望究竟是天理還是人欲呢？這兩句鼓舞人心的詩句如果放到陽明心學的框架裏，恐怕就會褪去崇高的光彩了。我們可以參照《傳習錄·上》薛侃與王守仁的又一番對話：
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為人？隻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孔子雲：‘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4)
在成聖成賢的道路上，求名之心是一個極大的障礙。薛侃很自覺地馴服自己的求名之心，漸漸小有成果，但仔細反省之下，發現自己還是愛聽表揚，不愛聽批評。王守仁給出了一個很合邏輯的治病良方：“名與實是一組成對的概念，所以兩者之間一定存在著零和博弈，務實之心重一分，求名之心便輕一分，所以一個人隻要以如饑似渴的姿態去務實，自然就對名聲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