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年）十一月二十日，王守仁抵達廣西梧州任所，迅速將思、田之亂理出了頭緒。十二月初一日，他向朝廷上陳《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所謂“膚見”，盡是得罪人的話語。
開宗明義，岑猛父子雖然論罪當誅，但他們之所以做出這等當誅的事來，實為遭受了官府長久以來的不公對待和敲詐勒索，積怨太深，才終於爆發出來。朝廷如果隻治標而不治本，這等叛亂以後還會頻繁發生。
再者，岑猛父子叛亂，當誅的首惡也不過是他們兩人和少數幾名親信罷了，其下萬眾都是無罪之人，何必斬盡殺絕、擴大事態？結果反而激起了盧蘇、王受之亂。
盧蘇、王受二人並非惡徒，雖然受激起事，但完全可以招撫。地方長官卻不顧萬人性命，耗竭兩省之財，發動三省之兵，使民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兩年之間騷然數千裏，更大規模的民變已經隱然有了征兆。
從戰術層麵上看，之所以僵持成現在的局麵，是因為我方軍隊發機太早，布圍太密，完全是一派務求斬盡殺絕的姿態，怎不使對方以決死之心來頑抗到底呢？即便我軍終於能夠取勝，注定也會為這場勝利付出慘痛的代價。剿不如撫，如此顯而易見。
而在戰略層麵上，王守仁對“改土歸流”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見：兩廣士民都認為設置流官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譬如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每年出兵三千供官府調遣，而設置流官之後，官府每年卻要征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反複。思恩一地，設置流官以來十八九年間，土人叛亂五六起之多，官府前後征剿，疲於奔命，不但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還不知殺傷了多少良民。朝廷得不到半點好處，隻是將百姓之膏血塗於無用之地罷了。既然“改土歸流”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何遲遲不能廢止呢？這都是因為當政者擔心在政策上出爾反爾會招來流言物議。這種寧可辜負朝廷、荼毒萬民也不敢觸犯眾議的心態實在是不可取啊，人臣之不忠竟然至於此！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