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常識裏，知與行顯然是兩件事情，孰易孰難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絕不可以一概而論。譬如戒煙、減肥，都屬於知易行難；一台複雜的機器出了故障，也許隻須擰一顆螺絲就可以解決，但到底要擰哪顆螺絲，隻有行家裏手才能認準，這就屬於知難行易。
再如有人長於理論，有人長於實踐；理論家未必是實踐家，反之亦然。
韓非從沒有過治理國家的經驗，卻以一部《韓非子》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秦王嬴政倘若是陽明心學的信徒，會不會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的理由將韓非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呢？今天我們似乎也能夠以同樣的理由貶損霍金一類的理論物理學家，甚至可以得出更加荒謬的結論：隻有經驗性的知識才有屬於真知的可能。
嵇康在《養生論》裏“預先”反駁過——“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即我們的認知方法有感知和推知兩種。試想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沒見過自己的祖父，但我們可以很篤定地“推知”祖父的存在。既然這都是顯而易見的常識，我們便想象得到當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命題的時候，他的聽眾自然會感到大惑不解。
當王守仁在文明書院開講“知行合一”的時候，大弟子徐愛未能與聞，後來從旁人那裏曉得了這個命題，卻始終無法想通。等到他終於有機會向老師當麵請教的時候，憑著和我們一樣的常識講出了心底的疑惑：“如今人人都明白事父當孝、事兄當悌，但很多人偏偏就是不孝不悌，這難道還不說明知與行分別是兩件事嗎？”
王守仁的解釋頗有幾分玄妙：“這隻是知行被私欲隔斷的緣故，不是知行的本體了。從本體上講，根本不存在知而不行這回事。所謂知而不行，其實隻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