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恒長慶元年至李柷（音祝）天祐四年凡八十七年。在這時期中，宦官獨占政權，朝官分立朋黨，爭奪權位，藩鎮重新割據，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發動大規模征伐。統治階級對人民剝削，有加無已。依附統治階級的工商業，繼續發展，農民普遍破產，不能生活下去，因而發生全國性的農民起義，迫使唐朝失去經濟基礎而趨於潰滅。
土地——天寶以後，土地兼並非常劇烈，初唐均田製度完全破壞。元稹長慶末年做同州（陝西大荔縣）刺史，曾奏請均田，五代周世宗柴榮據稹文畫成均田圖，準備均定天下租賦。中唐初到五代末，土地自由兼並，已成確定的製度。大土地所有者，自然是皇室、宦官、將帥、大臣、寺院，一般官僚士人，多屬中小地主。崔群知貢舉（考試官），妻李氏勸群置莊田，替子孫謀衣食。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莊，良田遍天下。”李氏驚奇，群說：“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崔群清廉著名，不肯置莊田，算作例外。其他官僚多置莊園，江陵附近尤多。韋宙有莊園在江陵城東，積穀七十堆。唐人金石文中記莊田四至，常與鄰田犬牙相錯，田畝並不很大。土地所有權也經常移轉著。唐五經（李忱時人）說當時官僚家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成蝗蟲，靠賣田生活；第二變成蠹蟲，靠賣書生活；第三變成大蟲（虎），靠賣奴婢生活。足見富貴家田產常在轉換中。還有些地主，有田賣不出去。如詩人張祜（李忱時人）死後，有田數百畝，十年不耕，每歲繳租錢一萬文，求免不得。大地主占有奴隸和部曲（農奴），不完全依賴佃戶，中小地主沒有佃戶，勢必田地荒廢，變成破落戶。
賦稅——李忱時代，在晚唐算是盛世。大中七年，度支（掌財政）奏稱朝廷歲入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租稅五百五十萬餘緡，酒稅八十二萬餘緡，鹽利二百七十八萬餘緡。李昂時酒稅已達一百五十六萬緡，經二三十年，不增反減少一半。李適開始稅茶，每歲得錢四十萬貫，李恒增茶稅，每百文加五十文，至少應有六十萬貫。李昂、李瀍都增茶稅，李昂時長安裏巷中開設茶肆，其他都市，當相類似，茶的消費量既廣，茶稅收入不會比酒稅少，何以不列在歲入數內。《唐書》食貨誌說李忱即位，“茶鹽稅法益密”，鹽利也不應比李豫大曆末年減少一半。李瀍時有戶約五百萬，李忱時更當增加。安史亂後，從沒有這樣大的數字，依戶口與稅收（兩稅）的比率，李忱時代歲入總數，絕不止九百餘萬緡，不是史書記載錯誤，就是官吏貪汙中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