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將會曠日持久的鬥爭當中，嘉靖帝倒也不全是孤立無援的。新科進士張璁甘犯眾怒，先後進呈《大禮疏》《大禮或問》，以紮實的禮學素養逐條批駁一眾朝臣的公議。
朝臣們的陣營也並非那麽緊密。隨著爭議的加劇，既有人一往無前，也有人痛改前非，陸澄就是後者中的典型。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歸安人，正德丁醜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他本來是和嘉靖帝唱反調的，還為此丟了官職，但在向老師王陽明求教之後，竟然頓覺今是而昨非。陸澄再向嘉靖帝上書，改弦更張，因此官複原職。後來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在提到這件事情時說：“儒家學者議論功過，大抵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回本心之所安，張璁的《大禮或問》說：‘天下隻是身外之物，父子之情卻是天倫。舜背著父親瞽瞍潛逃的時候，心裏隻有父親而沒有天下。’這話說得很對，就算聖人複出，也不會有所更易。王陽明所謂‘心即理’，正是在這種地方體現出來的。世間儒者隻以為理在天地萬物，便向前代典籍中尋求準則，反而走錯了路。王陽明雖然讚同張璁的觀點，卻深知張璁是個小人，所以不願意參與討論，陸澄卻是從老師那裏得到了問題的正解，坦坦****地知非改錯，因為自信其心，便也不怕被別人譏為反複無常、見風使舵。”
黃宗羲的這番議論，正見得陽明心學對當時儒學的意義所在：學問綿延得太久了，難免就教條化了，而隨著教條的日漸繁複，這門學問的核心思想反而日漸模糊，所以王陽明索性拋開一切教條，直接從本心入手。在“大禮議”事件中，朝臣們引經據典，不憚煩瑣，而少年嘉靖帝沒那麽多理論好講，隻是心裏割舍不下父母親情而已，然而以最為傳統的儒家標準衡量之，反而是嘉靖帝站在了正確的一方。遠溯北宋，司馬光——千古名臣，程頤——一代儒宗，都強調公義重於私情，張璁卻援引了《禮記》的一條核心準則：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禮記·問喪》），也就是說，所謂禮，並非來自什麽天賦觀念或抽象教條，隻不過由基本人情而做出的自然推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