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有“禁錮奸臣子孫”一條，羅列掌故，如唐太宗下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堪、裴虔通等人的子孫，不許他們做官。至德年間朝廷大赦，唯不赦安祿山黨羽及李林甫、楊國忠、王（左钅右共）的子孫。宋高宗即位，詔令稱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為誤國害民的奸佞，子孫不得做官，章惇的子孫也不可仕於朝廷。明太祖也有詔令，稱宋末蒲壽庚、黃萬石的子孫不得仕宦。
唐太宗貞觀年間，權萬紀上奏稱宇文智及受隋朝厚恩，卻蔑棄君親，成為弑殺隋煬帝的首謀，這樣的人實屬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現在宇文智及的兒子竟然在本朝擔任千牛衛，侍奉在陛下左右，請陛下將其屏黜，以為懲戒。權萬紀的意見得到批準，若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宇文智及之子真可謂遭受了一場無妄之災。
倘若是柳宗元如此搜羅史料，一定是為了給這些無辜受累的奸臣後裔平反，而顧炎武的用意恰恰相反，他甚至給出了更進一步的建議：以上史料都是中央政府頒布詔令，其實地方政府也應該起而效法，揀選當地的知名奸佞，將他們的名字鐫刻在監獄門口的大石上，禁止其後人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這應當就是古代聖王“樹之風聲”（樹立良好的道德風尚）的用意吧。
據此看來，顯然《尚書》提出的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刑法原則並不符合自然規律。在自然規律裏，人天生就是帶有原罪或原善的，其濫觴或許是家族餘蔭，或許是其他的什麽因素。在古人的主流觀念裏，父債子償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換言之，以社群主義的立場來看，在家族視角之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這樣的刑法原則並不公正。即便站在功利主義的立場，以上述方式使人們相信善惡有報，不報在自己身上就報在子孫後代身上，這對於“再使風俗淳”的儒家理想無疑是很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