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恩蔭以宋代為最。趙翼《廿二史劄記》有一節專論宋代恩蔭之濫，提到當時恩蔭最濫時，一人入仕，則其子孫親族俱可得官，甚至連門客和私人醫生都有官做。
這樣的亂象當然會激起一些良知之士的不滿。宋代學者李覯就抱怨說，一人通籍則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坐吃國家的好處。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難。（《寄上孫安撫書》，《李覯集》卷二十八）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恩蔭太濫，就意味著寄生蟲太多。這樣的特權泛濫現象不僅僅會引起有識之士的道德憂慮，首當其衝倒是功利問題：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當然，在主流認識裏，恩蔭本身實有道德依據，如果立國的道德合法性獲得了普遍認可，祁奚所謂“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的觀點無論在道德意義上還是在功利意義上都有著穩固的立足點。而相應的是，如果賞功所針對的是家族而非個人，那麽罰過所針對的也應該是家族而非個人——前述禁錮奸臣子孫的事情就是對這個問題的有效說明。
是的，如果先人的親、能、功等可以蔭及家族與子孫的話，那麽罪過是不是也應當適用同樣的原則呢？也就是說，是否連坐、滅族之類的殘忍手段也和“八議”享有同樣的道德依據呢？
事實上即便是鼓吹仁政的孔子也提出過支持連坐的主張。在以往被認為是王肅偽作的《孔子家語》裏，孔子對弟子冉有如是說：“大罪有五種，殺人是最輕的一種。這五種大罪及其相應的懲罰是，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汙蔑周文王、周武王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及自身。”（《孔子家語·五刑解》）
孔子所提出的前四種大罪的共性，是對社會安定有著廣泛而深遠的不良影響。這也就意味著，在孔子的刑法觀念裏，為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尋求正義並不在核心考慮之內，而“維護社會秩序”這樣一種完全功利性的考慮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