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兩千多年前，柏拉圖探討正義問題，認為國家的邊界就是正義的邊界。這一觀念在西方世界飽受爭議地綿延了兩千多年，直到曆史走入現代。現代性的一項特質是正義的邊界超越了國家的邊界。以這個標準看，很多現代人其實還是古人，古代儒家卻是現代人——他們主張吊民伐罪，認為入侵邪惡國家不僅是一種善行，而且是仁者所必須履行的義務。法家也支持侵略，隻是站在不同的出發點上。法家把侵略當成一種為國家排毒養顏的必要行為，認為一國之內總會漸漸積累起一些毒素，若不搞侵略的話，這些毒素就無法排出。至於誰打了第一槍這種問題，對他們而言都不重要。
唯有道義才是首要問題，譬如魏相，漢宣帝朝的一代名相，在一份諫阻討伐匈奴的奏疏中將軍事行動分為五類：其中救亂誅暴者稱為義兵，兵義者王；麵對敵人的入侵起而反抗的，稱為應兵，兵應者勝。（《漢書·魏相傳》）這樣的觀念與今天的戰爭哲學大異其趣，甚至足以淪為被道義譴責的對象，然而漢宣帝分明采納了魏相的意見，後世的論史者們也並不覺得這樣的意見有任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