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在道義上最關注的問題是，孔子對這些事情究竟做出了怎樣的評價，給後世傳遞了怎樣的政治信息。當然，這就要從《春秋》的微言大義裏去尋找線索了。
宋人胡安國細心對比《春秋》記事的上下文，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發現：晉國多次討伐戎狄，在滅潞氏、甲氏以及兩伐鮮虞的時候同樣是以大夫為主將，但加以記載的時候稱謂竟很不統一，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這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深意呢？（《胡氏春秋傳》卷二十五）
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春秋》這些稱謂未必真的含有什麽微言大義，隻是古人篤信於此，所以在《春秋》微妙的措辭變化上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胡安國所述之“或稱國”，即《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晉師滅赤狄潞氏”，此役晉國以荀林父為主帥；“或稱人”，即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籲”，此役晉國以士會為主帥；“或稱其名氏”，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昭公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圍帥師伐鮮虞”，定公五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胡安國認為，上述種種事件的共同點是，晉國以大夫帥師討伐戎狄。而看上去屬於同樣性質的事件，稱謂記載上卻小有差別，這正是讓人耐心揣摩微言大義的地方。細細品味下來，就會發現這些討伐之戰雖然在客觀事實上極其相似，主帥的戰爭動機與作戰風格卻大有不同，所以《春秋》才以差異化的稱謂表達了差異化的道德評價：凡是以消滅對手為目的而毫無惻隱之心的，則稱人；凡是見利忘義而以詭計欺詐來贏得勝利的，則稱國；凡是以正義之師討伐敵人而不接納敵人之叛臣的，則稱名氏。(1)
這樣看來，《春秋》對荀吳圍鼓之戰應當是給予褒揚的，但胡安國堅持說，雖然道德評價有別，但稱其名氏並非褒揚，而是僅免於貶而已，《春秋》用兵禦侮之略盡在於此。（《胡氏春秋傳》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