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最難接受的恐怕就是荀吳拒納鼓國叛徒一事了。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道理；優待叛徒以鼓勵更多的人從敵人陣營裏叛變，這也是一項早已獲得無數人認可的經典策略。這當然都是出自功利主義的實用考慮，違背了古之君子堅定的原則性操守；而即便僅僅站在功利主義的立場，古之君子也會認為這樣的道理和策略簡直就是鼠目寸光。
是的，這確實可以取得一時之收效，但也同時播下了危機的種子。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越是自矜身份，越是富於社會責任感，就越是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對社會風氣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從這層意義上說，叛徒就是叛徒，敵人陣營裏的叛徒當然也是叛徒，賣國求榮或賣主求榮的行為理應受到天下人一致的痛恨。如果獎勵了敵人陣營裏的叛徒，就等於向全社會發出了這樣一個信號：叛變這種事對當事人是大有好處的，隻要他能夠成功叛逃到恰當的陣營裏去。
於是，叛變是否可取就變成了一件能夠以成敗論英雄的事情：失敗的叛徒是可恥的，敵人對你的遭際無動於衷，因為你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實際的利益；曾經的自己人對你恨之入骨，因為你本應是他們當中的忠誠一員，受到他們毫無保留的信任，和他們同甘苦、共患難，可你竟然恬不知恥地變節投敵，出賣了所有這些對你好、對你不加提防的人，這實在是不可饒恕的。然而成功的叛徒縱然不至於趾高氣揚，至少也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認同——從隻受到自己陣營的認同轉變為隻受到對立陣營的認同，也就是說，無論你叛變與否，都有且隻有一個陣營認同你。
一旦上述觀念在社會上生根發芽，那麽隻要稍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使人心思變。獎勵叛徒意味著認可叛變這種行為，君子需要使全社會知道的是，叛變就其行為本身來說就是錯誤的、可恥的，是應被唾棄而不值得效仿的，叛變行為的可恥性不因為叛變者所處以及所投奔的陣營的不同而發生改變，亦不因為叛變者的成功與否而發生改變。一言以蔽之，叛變就是叛變，無論是我們的人向敵人叛變，還是敵人的人向我們叛變，兩者同樣不能被我們所容忍。不接受敵方的叛徒，就等於不向自己的國內散布一種不良的道德風氣。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孰輕孰重，古之君子往往都是傾向於前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