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昭公五年》中，莒國大夫牟夷帶著牟婁及防、茲三地歸附魯國。據《左傳》的闡釋，牟夷非卿，《春秋》之所以記下他的名字僅僅是出於對土地的重視。
魯國接受牟夷，這當然引起了莒國的不滿，後者於是請盟主晉國幫自己討還公道。當時魯昭公恰好在晉國做外交訪問，晉君便想將他扣留下來，範獻子勸諫說：“不可以這樣，因為這會顯得我們晉國在誘騙魯君。魯國做錯了事，我們晉國作為盟主，應當堂堂正正地出兵討伐，而如果以誘騙的手段扣留人家的國君，這是懶惰怠慢之舉，不是盟主應該做的。我建議使魯君歸國，我們等閑暇時再興兵問罪。”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中，邾國大夫黑肱以濫地投奔魯國，《左傳》因此記錄了一段文采斐然的君子之言，這也是《左傳》對所有同類事件給出的一個總結性的評述：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置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誌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這段話強調了《春秋》對“名”的重視，大意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