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但議論的標準仍然基於普世價值。
《左傳·文公十四年》中，宋國邊區的地方官高哀忽然被宋昭公提拔為卿。令人意外的是，高哀放棄了這個一步登天的機會，他認為宋昭公是個不義之君，不願在他的朝廷裏做事，於是放棄卿位，逃出宋國，寄居於魯國。《春秋》如此記述此事：“宋子哀來奔。”子哀是高哀的字，《春秋》對逃亡大夫例稱其名，這裏之所以稱字而不稱名，經學家認為這是對高哀之舉表示讚許。
對於宋國而言，高哀無疑是一名叛徒，而且是高級叛徒，但因為他的叛逃是出於道義方麵的考慮，所以反而受到了《春秋》的嘉許。這同樣意味著某種單一而普世的價值標準高於國家主權。更有甚者，《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晉文公討伐曹國，在攻入國都之後公開宣布曹共公的罪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重用賢臣僖負羈，卻任用了多達三百名的無能大夫”。我們且不論晉文公伐曹的真實意圖，至少從這條史料來看，這個顯然在今天看來純屬過度幹涉主權的理由在當時是能夠以義正詞嚴的姿態公之於眾的。
無論如何，在春秋時代的貴族傳統裏，“天下之惡一也”（《左傳·莊公十二年》石祁子語），“臣無二心，天之製也”（《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語），“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左傳·定公十一年》叔武語），都被認為是普世的價值標準，不應因為立場的不同而改變。而當這樣的價值標準成為一個人自動自發的反應模式之後，確實也難免產生一些看似迂腐的舉動。
《左傳·成公二年》中，這一年爆發了春秋史上著名的鞌之戰。晉國一方，以晉國為主，郤克任統帥，有魯國、衛國、曹國和狄人加盟；齊國一方，齊頃公親任統帥，邴夏為齊頃公駕駛戰車，逄醜父擔任車右，即齊頃公的貼身護衛。這一戰齊軍大敗，晉軍追趕齊軍，繞著華不注山足足跑了三圈。晉國大夫韓厥親自駕車，牢牢地咬住齊頃公不放。邴夏對齊頃公說：“射那個駕車的，他是個君子。”誰知齊頃公在這樣的危急關頭竟然答道：“說他是君子卻要射他，非禮啊。”於是隻向韓厥的車左和車右射箭，將其中一人射落車下，將另一人射斃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