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功利主義的政客會麵臨這樣的兩難局麵：對邾庶其、莒太子仆這樣的人物欣然接納並加以賞賜和表彰，確實可以最快地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利於自己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裏迅速占據上風，但同時必須避免這樣的接納、賞賜與表彰在自己陣營裏所必然產生的消極影響。
這簡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為了政權的鞏固，又必須想方設法達到這樣的目的，所以才有了所謂“逆取順守”的政治理論，而這一理論所隱含的意義在於：無論以怎樣悖逆人倫的手段，隻要成為最終的勝利者，並且采取順應人倫、符合仁義的原則來治理天下，那麽也就因此獲得了統治合法性。
對於醇儒而言，這樣的理論實在是基於對既成事實的不情願卻不得已的承認。畢竟認知失諧是一種很難被常人接受的心理狀態，而為了消除失諧帶來的痛感，對原有的道德原則做出妥協永遠是一項最佳的心理策略。
另一方麵，既然“天下之惡一也”，對於外國的壞人壞事，我們自然也有積極幹涉的義務。在道德一元化的思想背景裏，國境線與主權從來不是正義的邊界。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高麗權臣蓋蘇文弑君篡權，然後積極與唐朝通好，以珍貴的白金為貢。於是，要不要接受這份貢物便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外交問題。原則主義者處理問題的方式永遠比功利主義者簡單許多：無論事情如何紛紜複雜，無論利害關係如何微妙，隻要堅守原則，不計較利害得失，以不變應萬變就好。名臣褚遂良正是以原則主義的精神勸諫太宗不可接受蓋蘇文的貢品：“蓋蘇文弑君，陛下應當興兵討伐，為高麗百姓洗刷國君被殺的恥辱。從前臧哀伯勸諫魯桓公不可接受宋督的郜鼎，此事記於《春秋》，垂法百世。如果接受了亂臣賊子的貢物，這給後人做了怎樣的榜樣呢？”（《大唐新語·識量第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