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向唐朝請求歸降，率領全部人馬趕赴唐西川首府成都。於是，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虞藏儉率兵接管維州，並且上奏朝廷，建議趁此良機直搗吐蕃心腹重地，一雪安史之亂以來吐蕃侵占唐疆之恥。
唐文宗將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書省，召集百官詳議。
宰相牛僧孺不以李德裕之計為然：“吐蕃疆域廣闊，失去一個維州完全無損其國力。近來唐與吐蕃修好，雙方約定共同削減邊防兵力。我朝對夷狄的政策素來以信義為原則，如果批準李德裕的建議，那麽當吐蕃派人譴責我們失信時，我們該如何應對呢？何況吐蕃在原州蔚茹川蓄養戰馬，一旦挾怒出兵，不到三天就會直逼鹹陽橋頭。那時候長安危急，縱使在西川收複一百個維州又有何用？若依從李德裕之見，徒然使我國丟棄誠信，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便普通百姓也不會如此做事，何況陛下貴為天子呢？”（《通鑒》卷二百四十四）
唐代著名的牛李黨爭，不僅是派係之爭，也是政策之爭。李德裕時任西川節度使，西川在當時號稱“宰相回翔之地”，從西川節度使到宰相隻有一步之遙。牛僧孺否定李德裕的意見，也許或多或少帶著幾分黨派成見。但是在我們的論題上，完全可以把問題簡化，將牛僧孺與李德裕的政見分歧簡化為利益與信義的矛盾。
當然，牛僧孺的意見兼顧了利益與信義二者。從利益上講，唐朝接收維州勢必引起吐蕃的不滿，而以唐朝當時的國力，完全不足以應付吐蕃的大舉進攻，所以維持與吐蕃的合約局麵對唐朝來說是利大於弊的選擇；從信義上講，接收維州會使吐蕃師出有名，也會使唐朝的軍事行動失去道義上的立足點，更加違反了以信義為上的基本外交政策。李德裕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信義問題，而對利益的判斷與牛僧孺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