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論調很容易得到今天一些契約主義者的支持。既然訂立盟約，就應當謹守約定，如果一方違約在先，另一方也應當依照盟約進行索賠之類的事情。然而在古代最純粹意義上的君子觀念裏，盟約本身就不具備多少道德權重。公羊學有所謂“《春秋》重胥命”的說法，所謂“胥命”，依公羊家的解釋，是會盟之一種，它與一般會盟的區別是，一般會盟要搞歃血儀式，胥命卻沒有這種儀式，即所謂“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這就是說，古人社會風氣好，如果要有什麽約定，口頭一說就夠了，不搞發誓、賭咒、立盟約那套。（《公羊傳·桓公三年》）
荀子很讚賞過這種君子協定的精神，有議論說，做事不踏實的人總是誇誇其談，不守信用的人總是言之鑿鑿，所以《春秋》讚美胥命，《詩經》反對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會盟。（《荀子·大略》）總之，做人縱然不能“先行其言”（《論語·為政》），至少也要言而有信。
中國人之所以缺乏契約精神的傳統，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契約並不具備多少道德權重，隻是小人世界裏的一種行為模式罷了，君子既不訂盟，也不立誓，一切協定都應該是“君子協定”。契約是君子精神淪喪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權宜之計。
執行契約需要守信，而一個人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守信，孔子有名言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至於君子，自然不必對守信太過執著和拘泥。這並不意味著君子不該守信，而僅僅意味著君子不必將守信視為不可動搖的原則。畢竟人事變幻萬千，盟約既不可能預見未來，也不可能將一切的可能因素盡數考慮周詳。君子隻要本乎仁義而行，當守信與仁義發生衝突的時候，應當犧牲掉的當然是前者而非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