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才是真正禮崩樂壞的時代，原因無他：生存競爭已經殘酷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守禮君子隻能落到被時代淘汰的可悲下場。如果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可以作為一條道德箴言的話，那麽在這樣的時代最符合道德的生存準則無疑是**裸的叢林法則，而任何以往的君子操守都會被貼上滑稽可笑的標簽。
這種情形對於社群主義者而言顯然有些棘手，因為它意味著當“笑貧不笑娼”，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成為全社會的倫理共識的時候，是否真的應該承認這樣的倫理共識是一種正義標準呢？
《戰國策·燕策一》中，蘇秦為燕王出使齊國，燕國有人借機向燕王詆毀蘇秦：“武安君（蘇秦）是全天下最不講信義的人，而您以萬乘之尊禮敬於他，這豈不是向天下人昭示自己與小人為伍嗎？”於是當蘇秦歸來時，燕王連住處都沒有給他預備。
蘇秦知道情形有變，便對燕王進言：“臣下本是東周鄙人，剛來見您的時候對您也沒有半分功勞，而您卻親自到郊外迎候臣下，使臣下在朝廷上迅速揚名。如今臣下為您出使，取回十座城邑，對處於危急存亡之際的燕國有保全之功，而您卻忽然不再信任臣下，這一定是因為有人在您麵前中傷臣下，說臣下是無信之人。其實臣下的無信正是您的福分。您不妨想想，假如臣下守信如尾生，廉潔如伯夷，孝順如曾參，以這三種最高尚的品行來侍奉您，您覺得可以嗎？”
燕王不覺得這樣有何不可，於是蘇秦繼續陳述道：“如果臣下真有這樣的品行，也就不可能侍奉您了。試想一下，曾參不肯遠離雙親在外住宿一晚，您又怎麽派他出使齊國？伯夷認為武王伐紂是不義之舉，因此不肯吃周朝的飯食，寧願餓死在首陽山上，您又怎麽期待他不遠千裏地來侍奉弱國之危君呢？尾生守信，和女子約定在橋下相會，久等不至，竟然抱著橋下的柱子被水淹死。這樣的人，難道願意遠赴齊國宣揚燕、秦兩國的聲威並獲取大功嗎？況且臣下遠離老母前來侍奉君王，拋棄自我完善的處世之術而追尋進取之道，看來臣下的誌趣與您並不相同。您是僅僅滿足於自我完善的君主，而我是富於進取心的臣子，臣下之獲罪正是所謂的因忠誠守信而得罪君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