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承勳劫父請降究竟算是大逆不道還是大義滅親，至少在胡安國看來當屬後者，實在值得褒獎。胡安國的學術曾經風行宋、元、明三代，專擅科舉考場三百多年，影響力相當驚人，其學脈直迄清代才被斬斷（因為胡安國的名著《春秋胡氏傳》正寫於南宋偏安背景之下，頗多應時激憤之語，重點就在於“尊王攘夷”和“複仇大義”，而這恰恰觸犯了清朝統治者的忌諱）。
在胡安國的學理下，後晉政權縱然談不上什麽清平世界，終歸還算是中原政權，而楊光遠妄圖勾結契丹顛覆後晉，這是以夷亂華，罪不可逭；因此，楊承勳的所作所為自然是忍私情而全大義的。——當然，這種事情隻能一時一地而論，後晉高祖石敬瑭本是沙陀人，他的建國曆程也是以勾結契丹為基點，甚至對契丹自稱兒皇帝，出賣幽雲十六州，完全不顧最基本的尊嚴體統；而楊光遠居然亦非漢人，其具體血緣雖已難以確定，但很可能和石敬瑭一樣屬於沙陀血脈。
楊承勳的例子恰恰是兒子“大義”滅了父親，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大義”，那麽大舜似乎就於“大義”有虧了。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館臣進呈南宋葉隆禮編撰的《契丹國誌》，乾隆帝閱後很不愉快。後者特意提到，這部書在講到楊承勳的時候引述了胡安國的評語，說他什麽“變而不失其正”，而楊承勳何正之有？他分明和父親一同被晉軍圍困，怕自己難逃一死，這才劫持了父親向晉軍請降，結果父親被殺，他自己倒受了晉國的爵祿賞賜。所謂“大義滅親”，父可以施之於子，子不可施之於父。父親叛國，兒子隻有一死以答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這不過是胡安國華夷之辯芥蒂於心，袒護逆子，惑亂綱常，真是一派“胡說”。（《欽定重訂契丹國誌》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