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儒家禮學，《禮記·曲禮下》給出過這樣一種教誨：臣子規勸國君的過錯，再三規勸而無效之後，臣子就應該出逃國外；兒子規勸父親的過錯，父親就算執意不聽，兒子也隻能號泣著跟隨父親。
這就意味著，君臣之道並非天倫，彼此是可以選擇的，父子之道則是天倫，彼此無可選擇。這樣的臣，顯然屬於孟子所謂的異姓之卿。如果換作貴戚之卿，與國君兼具血緣與政治上的雙重關係，不知道該做如何選擇呢？
後世倫理從來先國後家，宣揚諸如“大河有水小河滿”“舍小家、為大家”的觀念，而宗法倫理恰恰相反，先家後國，名正言順地將家族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將自己所屬的諸侯國的利益擺在“天下”的利益之上，這恰恰符合儒家倫理中“齊家而後治國，治國而後平天下”一語的原始含義。
再者，今天我們講“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不但遠遠弱於國法，更不能違反國法；而在宗法時代，家規不僅優先於國法，而且完全可以違反國法。在石碏的例子裏，設若在州籲被殺之後，衛國的國法寬恕了石厚，石碏也一樣可以執行家法殺掉石厚。
在春秋觀念裏，作為大家長，作為一族之宗主，首要之務便是維護家族。若為了這個目的而犧牲掉親生兒子，在道德上無疑是正確的。《左傳·文公十六年》中，宋國的公孫壽不肯做官，卻安排兒子替自己做官，其理由是時逢政治亂局，做官太危險，不做官又無法庇護家族，若是讓兒子來替自己做官，縱然兒子死了，總還可以保全家族，若是自己做官而死，整個家族都無法保全。
同樣，獳羊肩的行為準則也不大容易被後人理解。石厚雖然可以被定性為亂黨，但畢竟是國家大臣；從這層意義來看，獳羊肩分明是以家臣的身份，尊奉家長的命令，對一位朝廷大臣執行死刑。獳羊肩是石碏的家宰，本身並不在逐級分封的封建係統之內，也就是說，他既沒有貴族身份，也不存在和石碏的血緣關係，他隻是石氏家族的大管家而已。在春秋觀念裏，家臣的效忠對象隻有自己的主君（大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