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疾的道德兩難是否有解，這是一件令後人大傷腦筋的事情。
宋代學者程公說引藺敏修語，認為棄疾在不違背道義規範的前提下還是有活路可尋的：在楚康王剛剛找他商議的時候，他應該告訴父親，讓父親辭官退位，疏遠手下的小人；而且楚康王不該算是棄疾的殺父仇人，因為康王殺子南並非出於私怨，而是在執行國法，若棄疾就這麽死了，非但對父親毫無益處，還加重了國君的過錯，這不是君子該做的事。（《春秋分記》卷七十五）
這個意見到底單純了些。棄疾如果真去勸說父親，子南最有可能的動作恐怕不是辭官，而是反叛，這也正是棄疾答楚康王時所謂的“泄露君王的命令隻會加重罪責”的含義。再者，就算子南完全是死於國法，棄疾難道就該坐視不理嗎？這便回到了前邊親情與國法孰輕孰重的那個問題。
元人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專門辯駁“三傳”當中的可疑之處，認為棄疾的事情不大可信，理由如下：如果子南無罪，棄疾應該向父親通風報信讓他逃走；如果子南有罪伏誅，則棄疾不該把君主當作殺父仇人。舜殺了治水不利的鯀，而鯀的兒子禹仍然可以臣事於舜，繼續治水。所以《左傳》這段記載既不合人情，也不合事理。（《春秋三傳辨疑》卷十六）
明代夏良勝專文論“父子之變”，以石碏和棄疾煞尾，說石碏殺子和棄疾殺父都屬於父子之道中的“變之變者”。夏良勝考之《春秋》《左傳》，認為子南並無必死之罪，棄疾在父親麵前應該早做勸諫，在國君麵前應該號泣哀訴，何至於隱默不言等著慘劇發生呢？（《中庸衍義》卷六）
夏良勝的意見雖然仍免不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成分，但總算指出了棄疾在道義上當做而未做的事情：在國君麵前總該號泣哀訴地爭取一下，以盡人子之心。隻是，若這號泣哀訴不管用，又該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