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接受社群主義的倫理觀，就會發現棄疾的悲劇完全是一個無解的死結。如果說棄疾的所作所為中有什麽惡的成分，那麽或許就像加爾德隆的詩句所說的那樣：“人的最大罪惡就是誕生於世。”
叔本華曾經把悲劇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悲劇，故事裏總有一兩個窮凶極惡的人，壞話說盡，壞事做絕，在善良的主人公的命運裏締造悲劇——這樣的大反派，譬如《奧賽羅》中的雅葛、《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第二種悲劇，造成不幸的罪魁禍首並不是某一兩個壞人，而是盲目的命運，也就是偶然和錯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西方大多數的古典悲劇都屬於這一個類型，近些的例子則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伏爾泰的《坦克列德》；第三種悲劇，不幸也可以僅僅是由於劇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於他們的關係造成的，這就無須作者在劇中安排可怕的錯誤或聞所未聞的意外，也不必安排什麽窮凶極惡的壞人，所有的角色都隻需要一些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物，把他們安排在非常普通的情境之下，隻是使他們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罷了，他們隻是為這種地位所迫而彼此製造災禍，我們卻不能說他們當中到底有誰做錯了。
在這三種悲劇當中，叔本華認為第三種最為可取，因為這一類悲劇並不是把不幸當作一個例外來指給我們看，不是把不幸當作罕見的情況或是罕見的窮凶極惡的人帶來的東西，而是把它當作一種輕易的、自發的、從人最自然的行為和性格當中產生的、近乎人的本質所必然產生的東西，這樣一來，不幸也就和我們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而且在這樣的悲劇裏，主人公連鳴不平都不可能，因為他實在怪不了任何人。(1)
若以這樣的眼光來“欣賞”棄疾的悲劇，我們便做了尼采的信徒。是的，如果僅從道德角度來看，為這個世界的存在而辯護的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我們完全可以從藝術的視角來看，看這個充滿罪惡的光怪陸離的世界是多麽有趣，多麽富於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