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還可以找到另外一個切入點。
在宋宣公的案例裏，《左傳》與《公羊傳》的道德邏輯還有第二個共同點，就是功利主義。《公羊傳》所謂的正道是指嫡長子繼承製，維護了這個正道也就是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左傳》所謂的道義，關注點在於宋宣公的善有善報——播種的是道義，收獲的是利益。說的都是義，為的都是利。
所謂義，正如《周易·乾·文言》點明的那般：“義者，利之和也。”義是手段，利是目的。《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國智者申叔時論述作戰的六大手段，義便是其中之一，“義以建利”，終歸是為了獲勝而服務的。這就意味著，利益才是判斷道德與否的終極尺度，而所謂道義，隻不過是一種集體的自私。
仍以宋宣公的案例而論，在《左傳》的立場上，父子天倫重於兄弟之情，而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這分明是一種偉大的犧牲；若從《公羊傳》的版本來看，宋宣公愛弟弟甚於愛兒子，那麽他不傳子而傳弟非但算不得自我犧牲，稱之為溺於私情亦不為過，這怎可能具有《左傳》所謂的道德價值呢？
利益不是客觀事實，而是主觀評判，亦即利益歸根結底是一種心理感受。譬如一個人撿到一隻錢包，繼而在交還失主和據為己有這兩種選擇之間做出理性權衡，並判斷出後者的經濟收益小於道德負罪感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也就是說，若將錢包據為己有的話，會給自己帶來長期的心理陰影，而錢包裏的錢不足以彌補該心理陰影給自己帶來的不愉快感。換言之，為了獲得這些金錢而承受長期心理壓力並不值得，所以理性的選擇無疑是將錢包交還失主。顯然，將錢包交還失主的行為對他而言是“有利”的，那麽問題是，他這樣做究竟有沒有道德價值呢？
我們之所以覺得他是道德的，隻是因為在我們自己的心裏，金錢的分量比心理壓力的分量要重，於是以己度人，認為這位高尚人士做出了可敬的自我犧牲，這正與《左傳》在評價宋宣公時所基於的心理模式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