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與晉文公，一個苦心守舊，另一個刻意維新；一個是以道德求利益，另一個是以利益求道德。整件事裏，訴求和利益真正拉開距離的也就隻有元咺一個了。但是，若從衛國的國家利益來看，衛成公殺了叔武，回國複位，即便叔武和之前的元角都無辜而死，而從“大局”來看，衛國也該自此太平無事了。偏偏元咺多事，要向國君討還公道，這才致使國君蒙難，衛國最高權力再次出現真空。
我們不妨試想一個問題，至今仍被稱為賢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早年為了登上帝位而發動了玄武門之變，謀殺同胞兄弟，屠殺兄弟諸子，還把弟媳納為己有，又逼迫父親遜位，那麽，這樣的人，這樣的作為，無論以任何時代的主流道德觀衡量之，都足以當得起“禽獸不如”四字，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也有元咺一般的臣子，刻意要向李世民討還公道，我們會如何來做評價呢？
可想而知的主流評價是，對政治人物不應該看其私德。——這依然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計算方式，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執著再一次證明了人們心中“義”與“利”的一致性。不過眼下最要緊的問題是，元咺可以找晉文公審理衛成公的是非，或者說請晉文公來幹涉衛國內政，可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對於這位業已實現“四海一家”的天可汗，縱使真有某個元咺式的人物，又該去哪裏尋求仲裁呢？
於是，晉文公的角色就隻能到現實世界以外去尋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