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論證玄武門之變的正義性，明人賀仲軾提出過一個“定勢”理論，大意是說，大唐江山主要是由李世民打下來的，所以，高祖李淵登上帝位而世民嗣位，這是天下定勢。高祖提出立世民為太子，世民堅辭不允；既然世民堅辭，高祖也隻好嗣立建成；但如此一來，世民真能以藩王的身份臣服於兄長嗎？世民自己錯失時機，不取太子之位；建成又愚昧不明，不以太子之位相讓；這般情勢，禁門就算想不流血又怎麽可能？就像春秋時的鄭莊公不該把京邑封給叔段，最後卻還是封了，情勢發展下去，將來必然會以兄弟相殘的悲劇收場；唐太宗不該推辭太子之位卻推辭了，將來難道還會有皆大歡喜的結局嗎？由此可見，玄武門之變隻能說是勢所必然啊。（《春秋歸義》卷一）
賀仲軾之所以認為太宗應當嗣位，是因為他把“賞功”當作了繼承法的第一原則，這在儒家傳統裏不可不謂離經叛道。《左傳·閔公二年》有所謂“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太子不將兵本來就是正理，這是因為太子要做一國孝道的表率——其時晉獻公派太子申生帶兵作戰，大臣裏克勸阻的理由就是治軍需要專斷，太子若行專斷則是不孝，若遇事便向君父請示則有失主帥的威嚴；其實晉獻公何嚐不知道這個道理，他之所以做出這種非禮的安排，恰恰就是想要廢黜申生，另立愛子。
至於賀仲軾另外提到的諸如唐高祖李淵曾想立李世民為太子而被後者辭讓的事情雖然見於兩《唐書》的記載，卻頗受現代史家的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李淵“遵從了遊牧社會的習俗，有意讓兒子們通過競爭奪取皇位，他自己則盡量努力阻止這一過程出軌”。(1)但我們不妨放下考據，僅以古人的眼光假定以上史事完全屬實，那麽，難道由此就可以推出那個“定勢”不可違的結論嗎？這樣的一種正義觀，基本就等同於“識時務者為俊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