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仲軾的這個奇談怪論或許是從《通鑒》就玄武門之變的一段“臣光曰”衍生而來的，(1)當初司馬光推許唐太宗之功，貶低李建成之庸劣，但也不得不強調“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而據《河南程氏遺書》的記載，司馬光於《通鑒》修到唐史的時候，曾就這個問題和程頤有過討論，程頤問司馬光敢不敢為唐太宗“正篡名”，司馬光並無異議；接著，程頤辨析《春秋》微言大義，認為即便是魏征這樣的千古名臣，也因其對皇太子李建成的變節而為“王法所當誅”。(2)
程頤希望在史書裏把唐太宗定性為“篡國之君”，把魏征定性為“當誅之臣”，今天的絕大多數讀者肯定都不會讚成。的確，理學家的道德標準總是更高一些，考慮問題也總是更單純一些。但是，同樣對這件事，宋人真德秀也有論及，卻以“理學正宗”的身份推衍出了一個“天理”的結論：貞觀十年，唐太宗的幾個弟弟要動身去往各自的藩國，在餞別之時，太宗頗為傷感地說道：“兄弟之情，總願意常相共處，但以天下為重，不得不作分別。兒子沒了還能再生，兄弟沒了卻不能再得。”說著說著，便嗚咽流涕，不能自已。真德秀評論說，唐太宗這番話應當是有感於李建成和李元吉之事吧？兄弟之情是天倫至情，雖然有時候會被利害關係所遮蔽，但這畢竟是天理之真，不可能永遠都被遮蔽。如果唐太宗能因兄弟之情的這般流露而知曉天理之不可昧，那麽天理也必然會體現在他的為人處世之上。可惜唐太宗沒能做到。孟子提出過所謂“四端”的說法，“四端”應當充而廣之。唐太宗與諸王作別，言語之間大見惻隱之心，隻是不知道把這惻隱之心充而廣之，實在可惜可憾！（《大學衍義》卷八）
論及惻隱之心，便是把問題訴諸人性，所謂“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呂大圭《春秋五論》論一）至於真德秀這個“四端”的說法，本是孟子的一個經典概念，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提出，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這所謂“四端”也就是每個人天生具備的仁、義、禮、智的苗頭，苗頭需要擴而充之，就像火會越燒越旺，就像水會越流越急。這個“擴而充之”非常關鍵，如果一個人能把這“四端”很好地“擴而充之”，便“足以保四海”，如果做不到“擴而充之”，便“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