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祖禹的《唐鑒》是極少數能得到理學家讚譽的史書，書中很直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認為，如果真要靠悖天理、滅人倫才能坐穩政權，那倒不如亡國的好。（《唐鑒》卷一）
範祖禹此說當是源於《孟子·公孫醜上》的“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不可不謂義正詞嚴。司馬光也曾從嫡長子繼承法之不可動搖性來讚許商之微子與吳之季劄，讚許他們寧可亡國也不肯違禮。(1)至此我們看到了一些相當嚴苛的標準，那麽我們能否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唐太宗是靠著悖天理、滅人倫而坐穩了政權，即便他是千古明君，也不如由一個庸碌無能的道德完人來當皇帝，為此亡國也在所不惜？
現實中的帝王不會如此來考慮問題，更為實際的策略是，為了得到或保有天下，做一些不義之事，殺一些無辜之人，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曆來秦皇、漢武並稱，漢武帝晚年也做過一件極損私德的事情：巫蠱之禍冤死者數萬人，直到風波近於尾聲，有望氣者報告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這是一則驚人的消息，意味著監獄裏某人將要顛覆武帝政權。武帝於是派出使者處理此事，獄中囚犯，無論罪行輕重，一概處死。（《漢書·宣帝紀》）這會使人聯想起《新約》希律王屠殺嬰兒的故事，兩者的動機是完全一樣的。隻不過希律王因此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漢武帝的聲名卻並沒有因這個小小的汙點遮去幾分光芒。
今天最為我們熟悉的一種觀念是，評價政治人物不必考察他的私德。這就意味著，唐太宗盡管私德令人發指，但他把國家治理得很好，萬千百姓因他受益，所以作為政治家，他是偉大的，是值得讚頌的。
從這種思路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導出這個結論：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少數人是可以被犧牲掉的，即便“多數人”與自己非親非故，“少數人”是自己的至親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