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隻是一個假想的問題，事實上馴良子民們並不曾獲得這種二選一的機會，而隻能默默地接受命運的安排罷了。但是，即便沒有這種二選一的機會，也不一定就意味著泰然接受。伯夷和叔齊是中國文化裏極著名的符號式人物，他們認為武王伐紂是以臣弑君的“不義”之舉，於是在殷周易代之後“恥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他們的確沒有機會在周武王與另一個什麽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但他們對周武王的統治仍然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而接受不義者的統治也就等於屈從於不義的價值觀。
當然，以伯夷、叔齊的綿薄之力，無論對周人的統治是接受還是反對，從實際效果來看，無非都是給大海添一勺水或減一勺水而已，但儒家標準中的君子是依據原則而非依據後果做事的，伯夷、叔齊正是這樣的君子。如果伯夷、叔齊生活在唐太宗的時代，想來也會以同樣的方式死掉，而不會以“評價政治人物不必考察他的私德”或者“即便我們死掉也於事無補”為借口，給自己找一個可以問心無愧地在唐朝活下去的理由。
對於如此苛刻的原則主義生活態度，儒者們有時也會覺得似乎不該毫無保留地予以讚揚。《韓詩外傳》記著這樣一則故事：鮑焦穿著不能蔽體的衣服在路邊拾菜，遇到了子貢。子貢驚歎道：“您怎麽淪落到這般境地？”鮑焦答道：“天下拋棄道德教化的人太多了，我沒法不落到這一步。我聽人說，世人不理解自己，自己卻一意孤行，這叫爽行；君主不理解自己，自己卻不住地謀求官職，這叫毀廉。之所以行爽廉毀卻還不罷休，是因為貪求利益的緣故啊。”
鮑焦的回答很有些指桑罵槐的意思，他所譏諷的正是子貢以及子貢的老師孔子那樣的人，認為他們孜孜以求的不是道，而是利，而一個人若真想在亂世裏堅守道德生活的話，自己這種安貧樂道的生活方式其實是唯一的選擇。但鮑焦沒能說服子貢，反而招致了嚴厲的回擊。子貢說：“可我聽說的道理是，埋怨世道不好的人就不該在這個世道裏牟利，埋怨君主昏庸的人就不要在這位君主的地盤裏生活。可您是怎麽做的呢？您覺得君主昏庸，可您還是賴在這裏不走；您覺得世道不好，可您還是要在這個世道裏拾菜糊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您難道沒好好想過，這土地和土地裏的產出都屬於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