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無緣親見唐宗宋祖，但他對衛靈公與管仲的評價，尤其是後者，可謂最有用的參考。
孔子論衛靈公，見於《孔子家語·賢君》與《說苑·尊賢》，記載的可靠性雖然不是太高，但至少代表了這兩部書的編者意圖垂法後世的觀點：魯哀公請孔子談談在當代的君主裏誰最賢能，孔子舉出了衛靈公。魯哀公很詫異：“我聽說衛靈公在後宮裏和姑、姊、妹**，您怎麽會認為這樣的人是賢君呢？”孔子答道：“我看的是朝堂，沒看後宮。衛靈公的弟弟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理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護國家的安全，靈公很喜歡他。又有士人王林，每每發現國內的賢才就推薦給靈公，所薦者沒有不得到重用的；偶有不得重用者，王林就會將自己的俸祿分給那人，所以靈公很尊敬他。又有士人慶足，國家一有大事就請他去主持，其結果必定圓滿，所以靈公很喜歡他。賢者史鰌離開衛國，靈公便離開宮室，在旅社裏住了三個月，摒絕琴瑟之音，直到史鰌回國他才住回宮室。正是因為以上這些事情，我才說衛靈公是一位賢君。”
這故事令人困惑。衛靈公似乎夠不上“齊家”的標準，又怎可以治國呢？他的**穢行顯然也並不曾被當作國家機密來用心保守，否則的話魯哀公便不可能知情。國君**，給卿大夫乃至庶民們確實做出了惡劣的表率啊。讓我們參照上文泄冶的故事：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一同和當時著名的美女夏姬私通，泄冶正是從此事的表率效應來入手規勸的。依儒家的標準，國君的**不屬於私德範疇，其政治意義除了表率效應，還很容易引起繼承人的爭端——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國本問題。
孔子未必真會如此讚譽衛靈公而無視其私德，但是他對管仲的評價既有其——僅僅是部分的——邏輯一貫性，又有可信度更高的出處，可參考的價值顯然更大一些。事實上，後世儒者在辯論王道與霸道、私德與公利的問題時，最常援引的就是孔子對管仲的評述，而這些評述恰恰是充滿矛盾的，絕不似在推崇三代聖王時那般一往無前、不遺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