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如何評價管仲的問題上，孔子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通達，而以程頤為代表的後儒們卻多少顯得有些迂腐，倒是顧炎武痛感於華夏淪亡，找到了一個解讀孔子之言的更易被今人接受的切入點：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係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而《春秋》之誌可知矣。（《日知錄》卷七“管仲不死子糾”）
顧炎武列出了正義性的優先級別：夷夏之防優先於君臣之分。管仲的確在君臣之分上沒有做好，應該受到譴責，但他嚴於夷夏之防，若沒有他協助齊桓公九合諸侯，華夏恐怕早已淪為夷狄了。所以這樣看來，管仲雖然有錯，但還是值得表彰的。
這樣的邏輯在醇儒看來簡直不值一駁，因為這完全是以功效論事，而非以原則論事。假定我們有機會以醇儒的口吻反駁顧炎武的話，是可以這樣說的：“公子糾是管仲的君上，公子小白是公子糾的仇人，管仲不為公子糾而死，卻侍奉公子小白，這是忘君事仇，實為無恥之尤，夷狄之人恐怕也未必會無恥到這種地步。如果為了保存華夏而行夷狄之道，那麽華夏與夷狄還有什麽區別呢？”
是的，在嚴苛的正義之士那裏，任何不正義的生活與行為都是無法忍受的；如果不能改變，那就逃避，如果不能逃避，那就死去；當然，這絕不可能成為普羅大眾所能奉行的行為準則。功利主義者會不屑一顧地說：“你們隻顧自己行為高潔，對社會又有什麽益處呢？”醇儒們最有可能的反駁是：“你們眼中的迂腐其實對社會大有裨益。儒家講修齊治平，終歸還是要由內聖而走到外王，歸根結底也是一種功利主義，隻不過我們的功利主義比起你們的功利主義來，目光要放得長遠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