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問題也許並不容易回答，卻很容易做出決斷。
如果我們換個問題，在《唐太宗入冥記》的場景裏，若我們自己就是陰間的判官，那麽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判決呢？如果判決隻能表達為某一種特定的形式，比如貨幣或者壽命年限，也就是說，在賞功罰過的一通計算之後，判決結果隻能表達為淨收益或者淨損失，那麽合理的判決結果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看似過於簡化的判決形式其實遠比“一分為二”“幾分功、幾分過”之類的表達更加現實，因為判決不同於道德評價，它隻能被表達為某一種特定的結果，不可能在以謀殺罪對唐太宗處以死刑之後再以“千古一帝”的功勞向他授獎。那麽，在大多數人可能的判決裏，對唐太宗蓋棺論定的結果顯然是“功大於過”，這就意味著，在功過相抵之後應該是有淨收益的，這正是他實際獲得的道德評價。
如果功與過可以這樣折算的話，那麽一個人的功勞理所當然地可以給他贏得特權（無論是政治特權還是道德特權），而在重視血緣的古代傳統裏，一個人積功的淨收益如果自己用不完，當然可以蔭及子孫，這在道德上是無可指摘的。由此可以推論的是，無論是太子黨弄權營私，還是富二代胡作非為，隻要有上代的（理論上最好是符合道德標準的）積功淨收益，就理應獲得法外開恩。
是的，事實上，古人正是如此義正詞嚴地論證特權的道德基礎的，這與“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呼籲恰恰構成了另一組正義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