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秋官司寇·大司寇》有如下記載：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據此可見，諸侯之間的官司用邦典裁定，卿大夫之間的官司用邦法裁定，庶民之間的官司用邦成裁定。我們雖然並不清楚所謂邦典、邦法、邦成究竟差別何在，但至少可以由此推斷的是，在《周禮》理想的製度設計裏，分別有三種法律以對應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周禮》並不主張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它所主張的是每個階層的人在自己階層所對應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我們且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卿大夫的法律之上。《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載：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卿大夫的適用法律是所謂邦法，邦法給八種人賦予特權：親族、故舊、賢者、能者、有功者、尊貴者、勤勞國事者和外賓。東漢大儒鄭玄為《周禮》作注，在“議能”一項上就是引《左傳》祁奚開脫叔向時所說的“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為證，叔向即在“能者”之列，就算當真有罪，也應以寬免為上，以此激勵其他的“能者”為國效力。
《周禮》當然不是什麽可靠的史料，以上內容雖然在先秦文獻裏可以得到部分佐證，卻不能據此確認周代的實際司法。但是，《周禮》一書所體現的無疑正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結構，這就使它在某種意義上比曆史實錄更有討論價值——儒家理想中的法律就是保護特權的法律，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就是保護特權的政治；特權不但不是社會必須承擔的惡，反而代表著正義和道德。